圖：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公報刊載《天津的小飯館》。\作者供圖

　　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，立足天津的新記大公報，在吳胡張三駕馬車的率領(lǐng)下，漸成影響遠(yuǎn)達(dá)全國的報業(yè)巨擘?！坝腥菽舜?，包羅萬象”的大公報，不僅涵蓋政治軍事、經(jīng)濟(jì)商業(yè)、藝術(shù)科學(xué)的重要新聞、評論、知識，即便衣食住行等報道，亦有聲有色，“天津衛(wèi)，三宗寶，鼓樓炮臺鈴鐺閣，永利南開大公報，銀魚紫蟹大紅襖?！碧旖蛉说娜粘?，離不開大公報，也離不開“銀魚紫蟹”等吃食。

　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，大公報連續(xù)九日，在《本市附刊》頭條連載了一組《天津的小飯館》，堪稱一部簡潔版的天津美味指南，名副其實的“津津有味”。作者的寫作緣由是華界繁榮沒落后，大飯館紛紛遷入租界，有感滄桑巨變，便將目光聚焦到“普遍在中小社會里的小飯館”。立意非常明確：“倘為擺動闊綽，自當(dāng)走向大飯館里──那里只能給你一種奢侈印象，錢多費(fèi)了但仍不敢保你吃得飽；若為吃飯而吃飯，則須往一般平凡的飯館走去?！?/p>

　　因此，作者精細(xì)素描了路邊攤、宵夜、二葷舖、小酒館、清真館、包子舖、素菜館，有知名的老字號，也有攤販叫賣的包子、煎餅、玉米餑餑……這從各篇的小標(biāo)題就可直觀感受出來：《宵夜飯館各式皆備》《勞動階級席地而食甘之如飴》《餃子大餅別具一格》《羊肉包舖生意獨(dú)盛》《冬令既屆涮羊肉大利市》《秫米飯舖點心齊備》等，無不透著濃濃的煙火氣和市井味道。

　　比如“小熱酒舖”，“門外只懸著一個酒壺的模型當(dāng)做招牌，里面只有一些簡單的酒菜，如鹹花生、辣白菜等”“負(fù)苦的人只有三十個銅子的大餅，兩個銅元的咸菜，便已解決了問題”“更經(jīng)濟(jì)些的，拉洋車的，隨便有幾個玉米麵餑餑──只要兩個大銅元一個──也一樣抵得一日之糧?！?/p>

　　“豬羊肉包子舖”，則高檔一些，各餡鍋點，里面有蝦仁、蟹肉、海參、雞子等，普通餡則只有肉，眾口同養(yǎng)。而“餃子舖”──“餃子俗稱‘老虎爪’，餃子舖為供給迅速、伺應(yīng)敏捷起見，多在午飯前，很早把餃子煎出多許，放在一旁，到‘飯口’忙時，只重新放在鍋里加上香油，便可賣錢?！?/p>

　　至于天津的地方特色小吃──煎餅，文章則寫道：“在法租界勸業(yè)場、馬家口、日租界四面鐘、新旅社前，更有一種專門賣‘煎餅果子’的，也一直賣到夜深三四點鐘，雖是一種宵夜點心，亦可視做夜飯的”。根據(jù)天津地方學(xué)者的考證，這是“煎餅果子”一詞，首次出現(xiàn)在報紙這一大眾傳媒上。前些年，圍繞煎餅究竟是“果子”還是“馃子”曾引發(fā)了兩派之爭，而大公報的寫法，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。

　　《天津的小飯館》組稿，還記錄了當(dāng)時天津飲食的諸多新現(xiàn)象。比如《素菜葷做的有藝術(shù)頭腦》，“把素的豆腐面筋豆皮等，特制成雞魚鴨肉等葷菜模樣，甚具匠心，頗有藝術(shù)頭腦?！庇秩?，一些主要為洋行華人雇員或青年學(xué)生提供便餐的飯館，為了招徠顧客，爭相利用新式的女招待做噱頭──“因此，‘本館新添女子招待’的招牌，便與‘本館新添什錦火鍋’的招牌一樣擺列門首?！?/p>

　　不同地方特色的飯館，在天津也有不同的際遇變遷：“山西館在晉系（閻錫山）執(zhí)政時，很曾興盛一回，這里的食品，有許多是不與一般飯館相同的，如‘刀削’‘撥魚’……只是為趨時尚，便很有些山西館數(shù)典忘祖的，只管拿他們不能擅長的食品饗客。至于所謂的南式飯館，則因口味的不同，顧客以江南客籍人維多，誘因價錢昂貴，津人亦唯有中小資產(chǎn)階級偶一嘗試而已?！?/p>

　　由于作者是地道天津人，對于各式美食分布，瞭如指掌，娓娓道來：“南市一帶，在燕樂升平對過，有二葷館久華春、山東館聚合樓和岳陽樓三家，以外盛德里，侯家后，西關(guān)外，西南成交，河北大街……各式小飯館，包子舖，餃子舖，賣豆沙各餡包子附帶‘嫩肉’的小館，賣五香醬牛肉的飯舖……”儼然如一副民國天津版的“清明上河圖”。對于研究近代天津社會、商業(yè)、餐飲業(yè)，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。

　　這也是大公報“筆錄歷史”的另一種特殊作用。在這張大報的雙甲子歷程中，不僅僅有歷史風(fēng)云的宏大敘事，更藏著升斗小民飲食起居的種種細(xì)節(jié)。

　　我們還有必要記住這位作者。這組活色生香的報道，署名“墨農(nóng)”，即當(dāng)時大公報采訪部負(fù)責(zé)本市新聞的記者林墨農(nóng)。從文字筆觸來看，這位參透飲食經(jīng)、大得生活趣味的報人，似乎是個優(yōu)哉游哉的小市民。其實，他又是一位英勇無畏、頂天立地的好漢。

　　一九三七年八月，天津淪陷，大公報主力人馬播遷上海。大公報采訪部主任并兼本埠新聞編輯顧建平，以及兩位老部下林墨農(nóng)、孔效儒，加上原天津《益世報》記者程寒華，冒著生命危險，克服重重困難，用鐵絲、網(wǎng)布、廢舊膠輥自制了一架謄寫油印機(jī)，并天天到一位友人處“借聽”廣播收音機(jī)來收集消息，出版了秘密小報《高仲明紀(jì)事報》，宣傳抗日。

　　四人分工新聞、特寫報道、社論、短評、印刷、秘密派報，大受愛國市民歡迎。從創(chuàng)刊首日只印三十份，兩個月后印量就達(dá)千份。此事后來引起日寇高度注意，一九三九年九月終被日本憲兵隊搜查破壞。林墨農(nóng)等人提前獲知新消息，安全撤離天津到了大后方。堅持每日秘密出版達(dá)兩年之久的《高仲明紀(jì)事報》從此畫上句號。